两者规定，政务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职责和权限。
但这一判决也被认为，打破了过去过于单纯化的不妥当的原则－例外观点。为了法安定性的需要，法律上偶尔设立这种制度，禁止就先行行为再行争议。
[39] 〔日〕倉地康弘「東京都建築安全条例4条3項に基づく安全認定が行われた上で建築確認がされている場合に建築確認の取消訴訟において安全認定の違法を主張することの可否」ジュリスト1415号（2011年2月）83頁参照。[25] 〔日〕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 上卷』（有斐閣、1936年）940-944頁参照。行政诉讼法起诉期限制度的宗旨在于为早期确定行政法关系服务，这也使行政行为具有了不可争力（形式确定力）。具体而言，法定的先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程序上的联动关系、要件上的先决关系和执行上的依据关系三种类型。[29] 〔日〕福井秀夫「土地収用法による事業認定の違法性の承継」西谷剛ほか編『政策実現と行政法』（成田頼明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閣、1998年）257頁参照。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宪法构造发生巨大变化，行政权的先验优越性被否定。2．先行行为不可争讼 如果两个行为之间存在要件上的先决关系或执行上的依据关系，先行行为的违法性在正常情况下应当为后续行为所继承。其次，在权利的规制准则方面，两国宪法均以胎儿的生命权限制孕妇的堕胎自由(选择不生育的自由)——美国的宪法判例通过利益衡量确立怀孕各阶段两者之间的不同保护位序，从而使得堕胎自由的范围发生极大的限缩。
无论从制度或是实践的角度观察，生育权观念在中国的真正确立，仍然任重而道远。这种研究进路仍然停留在立法论的基础上，忽视了宪法实施的精髓在于宪法解释，即通过宪法适用于具体情形对其条文的解释，乃是赋予宪法活力的根本路径。中国不应排拒这一基于人的基本道德和情感而确立的普适标准，尤其是在依法治国、人权保障业已成为我国社会基本共识的大背景下，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与反思的基础上，改变我国生育制度的基本观念，重塑一种把人当作目的、以生育自由保障为内在逻辑的全新生育制度规范体系，无疑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二）德国：胎儿生命权优先于女性生育自决权 按照德国宪法理论与实务之通说，人性尊严乃是《基本法》之核心价值或最上位之宪法原则(李震山，2001：19)。
尽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设的人权条款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开放性提供了可能，国际人权保障领域亦奉行基本权利的保障并不以宪法的明文列举为限之准则，但生育权能否被作为一项我国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保障，在当下中国的宪法实施机制中仍然是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承认生育自由的基本权利地位，那么现行生育制度中的生育审批机制、经济制裁机制，便可能需要结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发展趋势在特定范围内作出某些调适。
不可否认，全面二孩政策意味着国家对个人生育活动的放松管制与权利保障水平的提升，但从法治主义的立场考察，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基本法》第2条第2款对生命权的保护包括已经出生的人、具备独立存活能力的胎儿以及任何已经存在的人之生命，不得将孕育过程中生命的各阶段或者在未出生和已出生生命之间作差别对待(BVerfGE39)。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及1993年的宾州限制堕胎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12]，虽然重点在于强调保护胎儿潜在生命权对妇女堕胎自由的限制，但其判决书中均浓墨重彩地论证了堕胎(选择不生育)自由属于生育自由的保护范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全面二孩新政的推出，我国生育制度对生育自由的限制趋于宽松，但这种制度调整尚未达至一种基于权利保障的境地。
当然，这种例外情形并未打破德国宪法秩序中生命权优越于生育自决权的价值位序，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参与衡量的是孕妇的生命权、健康权与胎儿生命权之间的对抗，前者的份量大于后者，因而受到优先保护。生育权由法律规定，并且常通过更为具体的权利设定来实现。晚近推出的全面二孩新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生育制度的法治化水平，但生育审批制度仍然存在，生育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摆脱经审批后方能行使的权利之现状。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其次，鉴于中国国情以及宪法规范依赖于立法的具体化方得以实施之现状，另一个较为现实的方案则是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明确生育自由的规范领域与保障准则，从而通过法律的实施实现对这一宪法基本权利的间接保障。这两份文件均将生育权的涵义界定为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量、生育间隔的自由。
笔者以美国与德国宪法为参照对我国生育制度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作者认同那种不顾中国实际国情、简单借鉴与挪用国外法制资源的改革思路。这一权利亦体现在各国的宪法实践中，并被赋予了人之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之属性，即这项权利并非是法律赋予、基于公民资格身份而享有的法定权利，而是一项先于国家、基于人的本质属性所应享有的权利。
此种关于女性生育自决权规制准则的形成，源于宪法法院对胎儿生命起始点的认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第1款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如果隐私权具有任何意义，它必然是个人权利，不论结婚还是单身。其次，在人格发展的责任维度上，《基本法》所保护的生育自由，并不是个人在其自治领域孤立的选择，而是体现在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是一种受到责任约束的自由。这种转变需要着眼于以下结构性要素的建构：首先，最为理想的方案是在我国宪法层面上确立生育自由的基本人权地位、并明确其基本内涵与限制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要以修改宪法的方式将生育自由入宪[19]。姜玉梅认为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是生育自由权利化的结果。
自治与自决乃是个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最为核心的人格利益范围，将生育自由纳入此规范领域，方能彰显其在宪法价值序列中的崇高地位，从而使其在宪法适用时与其他价值、利益的竞逐中处于优越的地位。这种关于生育自由的内涵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亲自承担责任的维度，但即使是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仍然立足于个人的主体性、主张在个人自律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关系，其终极关怀在于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阿部照哉等，2006：91)。
然而，讨论的热烈却难以掩饰其中权利话语的缺失——论者大多基于这一功能主义视角展开讨论，而鲜有从生育权利保障的视角对其作出思考与省察。前者属于基本国策条款，后者系公民基本义务条款。
当然，文责由作者自己承担。国内部分学者强调生育自由与生育权概念的区分进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6]，笔者认为，自由权与请求权乃是权利最为典型的规范形态，广义的生育权主要由作为自由权的生育权(生育自由)与作为请求权的生育权(狭义生育权)构成。
然而这种生育权观念并未在国内法制体系中得到充分实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限制生育自由、控制生育数量之显著特征。因此，胎儿的生命权并非基于母亲的认可与接受才产生，而是基于自身的存在，源于不得转让的人性尊严。1942年的强制绝育案(Skinner v. Oklahoma)首次提及生育权[8]，并将生育权提升至人的基本自由之高度，从而推翻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项对重罪惯犯实行强制绝育的法律。道格拉斯大法官运用独特的伴影(penumbra)理论推导出《权利法案》未明确规定的隐私权，并以此为依据判决州法违宪。
关键词: 生育自由，隐私权，自决权，人格权 一、问题之缘起：权利抑或义务 从人口学等功能主义的视角看，中国自2015年推出的全面二孩政策，在避免我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以及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等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吴敏，2016：85-87)，这一生育新政也因此成为学界和公众舆论的热议话题。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2JDXM-0005) [1]本文涉及的德国宪法法院判例、德语法学文献的翻译与运用，得到了笔者的大学校友、德语翻译高丽女士的帮助，在此致谢。
这首先体现在国际公约等诸多国际性文件对这一权利的确认之中，其中最为完整的定义是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权利[4]。美国宪法上生育自由的保障，经历了一个将生育自由纳入夫妻之间的隐私权、最终纳入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发展过程。
五、结语 由于国家人口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生育制度在生育自由的保障方面与国际人权保障标准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与各法治成熟国家承认个人广泛的生育自由、仅将关注焦点置于妇女是否拥有堕胎自由(选择不生育的自由)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考文献】 {1}[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政典、户松秀典(2006).宪法——基本人权篇.周宗宪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自由秩序原理(上卷).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3}李震山(2001).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4}林来梵(2008).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我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3. {5}[日]芦部信喜(2006).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奥]曼弗雷德•诺瓦克(2003).民权公约评注.毕小青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7}吴敏(2016).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法治与改革，4. {8}Edward J. Eberle(2002). Dignity and Liberty——Constitutional Vision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9}Sabine Michalowski ＆Lorna Woods(1999).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The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Dart-mouth: Ashgate Publishing Ltd. 作者简介：余军，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布莱克蒙大法官结合医学知识，在对女性终止怀孕决定权与州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后，创设了著名的三阶段(three trimesters)框架，实际上是为女性生育自由的规制设定了三个具体的规则。生育自由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显然系人格自由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因而纳入自我决定权之保护范围。因此，修改现行法律法规，将我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所承认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中关于生育自由的定义——个人和夫妻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生育间隔以及选择适当避孕方法的基本人权——写入国内法，开宗明义地确立生育自由在法秩序中的崇高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女性隐私权与州政府公共利益之间的衡量 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15]，法院一方面将妇女终止怀孕的决定权(选择不生育的权利)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另一方则强调这项权利并非绝对，虽然尚未出生的胚胎并不属于第14修正案保护的‘个人，但州政府仍负有保障孕妇健康、维持医务标准并保护潜在胚胎生命等公共利益之义务。参见姜玉梅：《中国生育权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在国际通行的生育权观念早已为我国以缔结国际公约方式所肯认，人权保障、依法治国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价值共识的背景下，重塑生育制度的基本价值立场，建构一个以生育自由保障为根本逻辑的生育制度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作为《基本法》最高价值的人性尊严原则一方面强调个人自治与自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以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约束个人自由，力求宪法价值秩序的协调性与人格的自我实现(Eberle,2002：44)。
在生育自由的保障范围设定方面，美、德两国宪法将生育自由定位于个人的自治与自决，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已通过缔结国际公约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对上述国际通行的生育权观念予以肯认[5]。
